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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新浪(海南万宁:双重压力下的“槟榔之乡”)(转载)_海南发展_论坛_天涯社区

日期:2022年07月09日

       9 原标题:海南万宁:双重压力下的“槟榔之乡” 10月9日, 海南万宁长丰镇, 一名当地人刘瑾盘腿坐在台球室门口, 左手叼着烟 手, 嘴嚼槟榔。 从12岁到56岁, 张开嘴露出黑牙, 舌头被槟榔和贝壳粉染成红色。 海南万宁是一个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县级市, 以吃槟榔、种植槟榔、槟榔初加工而闻名。 早在2011年, 就被原国家林业局授予“中国槟榔之乡”称号。 截至2020年, 万宁市拥有槟榔初级加工企业或合作社242家, 近30万农民从事槟榔种植。 除了统计, 还有很多人在做槟榔相关的工作。 每年10月是万宁槟榔采摘、采购、加工的旺季。 今年, 新鲜槟榔价格创历史新高。 但以槟榔为生的人, 收割的快乐却寥寥无几。 万宁市槟榔热作产业局局长刘丽云告诉新京报记者, 去年槟榔黄变病发病率已达67.1%, 槟榔产量减少了一半左右。
        早在今年9月17日, 国家广电总局就发布通知, 要求自当日起停止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宣传销售槟榔及其制品。 10月是槟榔加工旺季, 但据万宁市槟榔及热作工业局初步统计, 截至10月13日, 约有70%的加工厂尚未开工。 “我最怕再过一两年, 政策会更严厉, 槟榔的销售会被禁止, 槟榔地有50万多亩, 不知道怎么办 它, ”刘丽云说。 当地曾提出“把绿色小果做成大产业, 把小槟榔做成大民生”。 但在黄化病和政策的双重压力下, 这个以槟榔为主要农业产业的小镇, 如今却笼罩在一片焦虑之中。 10月11日, 农民陈国明准备在台风来临前再次切槟榔。 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10月11日, 台风来临前, 农民陈国明准备再次砍槟榔。 新京报记者杜涵拍到了槟榔小镇十几名槟榔小贩, 手拿塑料盆, 围着两条红地毯, 等待信号行动。 直到新鲜的槟榔从蛇皮包里滚出来, 在地毯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人们才迅速蹲下捡槟榔——每晚九点, 这一幕在四叔槟榔批发店上演 在万宁中北路。 这些槟榔被称为“南钓果”, 供应给当地食客。 几个小时前, “四叔”朱雪飞的男子从同在海南的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被拉回来。 质量较差的“北方水果”大部分晒干后运往湖南深加工。 即使每100斤槟榔只有20到30斤槟榔, 小贩还是要早点来, 挑出最好的当晚或第二天卖掉。 10月10日晚, 朱雪飞还蹲在地上帮食客们挑选了青色、表面光滑、肥厚、尾部比较圆润的水果, 追求香脆的口感。 贝壳粉细腻好, 槟榔叶最好是爱心型的, 厚一点的。 分享秘密的时候, 被女儿用方言打断了, “喂, 你没必要说那么多。” 批发店就像一条静脉, 通过摆地摊的毛细血管, 将槟榔输送到万宁人的口中。 一块用贝壳粉刷过的槟榔和槟榔叶, 三人合力, 咀嚼出来的汁液变红了。 万宁的大街小巷留下了红色的残渣痕迹。 槟榔的味道在老食客的嘴里变得麻木。 汗流浃背。 10月11日, 北大镇的一位农民正在折槟榔, 准备吃槟榔。 新京报记者杜涵 摄 10月11日, 北大镇农民正在折槟榔, 准备吃槟榔。 新京报记者杜涵三社 济生》:“琼人以槟榔为生”。 万宁当地人可以讲一个更生动的案例:八九十岁的老人2岁就掉牙了, 把槟榔砸碎, 啜饮着牙龈上的汁液; 早年槟榔供不应求时, 他不嚼槟榔, 而是嚼槟榔树的嫩根; 槟榔花用来做鸡汤; 即使在牙刷不流行的时候, 槟榔也是用来刷牙和清新口气的。 如今, 槟榔依然离不开婚宴。 槟榔一年四季都有, 成了朱雪飞的王牌。 乐东县的槟榔可在8月至12月底采摘。 次年1-4月从琼中、五指山进货, 5月起从缅甸、越南进口槟榔。 “槟榔多的时候, 大家都想去, 槟榔少的时候, 哪里能弄到。”朱雪飞说。 稀有是最贵的。 去年最贵的时候, 一斤槟榔卖到215元。 10月份, 市场上有很多槟榔。 朱雪飞这边, 一斤槟榔批发价在38元左右。 卖10元, 街边槟榔小贩差不多能赚4元。 “一天几百块, 几千块就够了。” 53岁的“铁嘴”王爱华几乎就是这样一个吃槟榔的当地人。 众所周知的第一人——卖早、量大、水果新鲜。 甚至有传言说, 一个富商每月给她1万元, 当她饿了槟榔时, 立即送来新鲜水果。 和过去40年一样, 10月12日下午, 王爱华坐在红砖东路的一侧。 塑料篮子上放着一块木板, 里面装满了槟榔和槟榔叶。 日晒雨淋导致这块木板的几块腐烂。 王爱华左手拿着牙刷, 在上面刷上贝壳粉, 把叶子折成三角形, 盖上保湿毛巾。 开车经过的路人按喇叭, 给了她一个“2”。 王爱华左手换刀, 右手掌心的槟榔被砍了。 20块钱的槟榔和折好的槟榔叶被塞进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 整个交易只用了不到10秒。
        “现在老顾客不多了, ”她抬起头, 露出额头上的几绺白发。 王爱华脸色黝黑, 身材修长, 背着一个黑色的小包。 家里有六个姐妹。 她从 13 岁起就帮助母亲卖槟榔。 400多块钱, 现在一天只卖100多块, 下雨天也只有70到80块。 通过卖槟榔, 她养活了她的两个儿子, 她的丈夫和她自己。 “我丈夫整天不工作, 喝酒。再找一份工作很难, 让才上小学四年级的她能养活一家四口。 台风正在逼近海南岛。 旁边的服装店里放着她听不懂的流行歌曲, 货架上的袜子好几次落在她的肩上。 拿起电话, 王爱华拎着一袋槟榔, 骑着电动车, 急急忙忙的去送货。 晚上,

更多的年轻女性散落在万宁街头, 做着和王爱华一样的工作。 凌晨两三点, 我还能看到他们。 “钱难赚, 工作难找, 卖槟榔的人很多。” 卖槟榔的小姑娘又说:“槟榔也不好吃, 卖吧。” 10月10日晚, 四叔槟榔批发店, 街头小贩选购槟榔。 新京报记者杜涵摄, 10月10日晚, 四叔槟榔批发店, 街头小贩选购槟榔。 新京报记者杜涵, “病毒已经在空气中了。” 钢鳞、青布、簸箕、铁锹, 是槟榔买手傅传美的手下。 10月9日,

暴雨停了好几天。 万宁昌长丰乡农贸市场开会, 来来往往的农民比这几天多了。 一些农民从电动车后兜里拿出槟榔。 “它又在一个小袋子里。” 要赢。 她预计今年的收入将是去年的一半以上。 这一行, 傅传美已经晒了五六年了, 槟榔年年少。 到1000斤——这只是过去一个农民每天的采摘量, “看看差多少”。 槟榔少了, 她在地上铺了一层蓝布, 同事们到地里帮农夫摘槟榔, “剪下来带走”。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万宁的槟榔树感染了黄化病。 当地农民说, 槟榔树的叶子先是变黄、收缩变短, 然后没有开花。 从发病到不结槟榔, 大约需要三四年时间。 据国家统计局万宁调查组、万宁市统计局编制的《万宁统计年鉴——2020年》, 2019年, 北大镇、长丰镇槟榔种植面积为34525 亩、3.04万亩, 在万宁市辖12个镇中排名第二、第三。 而现在, 北大镇、长丰镇的大量槟榔树都低垂黄叶, 有的只留下光秃秃的树杆, 甚至连杆子都交错排列。 不会说普通话的墨家主, 偶尔会说一句“都死了”。 1992年万宁出现黄化病, 近5年来, 该病大面积发生, 减产明显。 “每年都更严重。” 358690亩, 占67.1%。 10月10日晚, 在长丰镇黄山村附近, 56岁的杨亚寿放火烧了一棵生病的槟榔树, 地上留下烧焦的树桩。 他挥动锄头松土, 细小的泥土飞了起来, 落在拖鞋上。 汗水从他的肩胛骨上滴落, “都消毒了, 烧掉吧。” 他摊开双手蹲在地上, 担心下次我再次生病时, “我怎样才能赚钱?” 统计显示, 2020年,

万宁市槟榔鲜果销售总收入34.4亿元, 从事槟榔种植的农户近30万, 人均纯收入约6880元。 杨亚寿的努力很可能是徒劳的。 不仅是杨亚寿, 当地农民也想出了很多办法:剪掉发黄的叶子; 施化肥, 悬空槟榔; 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 运输新土壤; ...但一切都失败了, 他们得出结论:“病毒已经在空气中”。 “目前, 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黄变病的好办法, ”刘丽云说。 一亩槟榔地的正常产量是1000斤。 他们请来了大量的企业和研究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还没有达到恢复30%到40%的产量的目标。 预计, “现在10%达不到”。 他甚至开始担心农民会重新陷入贫困。 “很多农村学生都是靠种槟榔上学的。” 种植槟榔是一项相对容易、收益高的农活, 是万宁市的主要农业产业。 先在地里挖洞, 施农家肥施肥, 8、9月阴雨天采摘, 槟榔苗长到25厘米就可以移栽到洞里。 种植后, 浇水施肥。 如果杂草比槟榔高, 则除草。 “别担心。” 1995年, 当地农民齐福雄在山顶种植了5000棵槟榔树。尽管当时1斤槟榔只卖5元左右, 但收获季节从7月到次年1月 每半个月可以采摘一次, 每次可以卖到5000到6000元。 2008年, 和村里的很多槟榔种植户一样, 奇福雄华用20多万元在长丰镇盖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 今年, 每斤新鲜槟榔的收购价涨到了23元左右, 但他的5000棵槟榔树却没有一棵存活下来。 通过种植茶叶和切割橡胶, 他过着紧张的生活。 “有饭吃, 但买鱼和肉的钱很少。” “农民生产不赚钱, 但槟榔是最赚钱的, ”齐福雄说, “但现在我们不能种了。” 10月11日, 北大镇东兴农场附近的槟榔树出现黄叶下垂, 患上黄化病。 新京报记者杜汉三社加工厂打消了70%的农民同样的后顾之忧, 万宁市槟榔初加工企业。 截至2020年, 地方槟榔加工企业或合作社242家。 十月原本是槟榔加工的旺季。 但今年特别冷清。 刘立云表示, 目前约有70%的加工厂处于停产状态。 10月10日, 在槟榔加工重镇长丰镇, 加工厂老板郭敬武皱眉。 去年9月, 他的工厂开始生产加工, 加工后的干槟榔堆积成山。 但今年工厂空无一人, 没有工人, 只有屋顶上倾盆大雨的声音。 郭靖武放下电话, “问我要新鲜槟榔果, 哪里敢?” 他起身蹲在椅子上, 在计算器上按了一串数字, 结了账。 卖给他的最便宜的新鲜水果是26.3公斤。 4公斤鲜果可以加工成1公斤干果, 筛选出质量不达标的水果只剩下9两。 加上煤电等。生产成本, 1斤干果要115元左右, 但当时1斤干果最高卖107元。 这意味着, 按照一袋70斤干果的包装, 每加工一袋, 将损失近600元。 “你处理得越多, 你失去的就越多, ”他说。 如果现在开始工作, 那就是对干果价格的赌注。 郭敬武的工厂有80台加工炉, 需要装满50万公斤的新鲜水果。 每一轮加工, 仅采购新鲜水果的成本就高达数千万元。 “关停也会损失一些银行贷款的利息, ”郭敬武说。 刘丽云深知加工厂的难处, 在当地从银行获取新鲜水果十分普遍。 刘丽云说, 如果干果价格下跌, “卖光了还不够还贷”。 与此相比, 国家广电总局9月17日的通知让郭敬武更加焦急——从那天起, 他停止使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宣传销售槟榔及其制品。 产品。 他觉得“第一个信号已经发出”, 如果槟榔管理再严, “日子会很艰难”。 国家广电总局的通知已经开始影响部分加工厂的生产模式。 拥有两家工厂的李天豪今年不敢大量购买新鲜水果。 “我担心槟榔产业不会在市场上继续下去。我们的产品将卖给谁?” , 他的工厂今年先是收购了一些新鲜水果, 加工成干果出售后,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新鲜水果收购。 女工很细心, 很有耐心。 8月至1月的加工季节, 长丰镇和村里很难找到妇女。 他们大多在附近的槟榔加工厂工作。 李天豪雇佣了200名这样的季节性工人。 一天140元, 加上加班费, 月薪五六千元。 “50多岁、60多岁的农村妇女很难找到其他工作。” 他在沙发上画了一个圈。 如果槟榔产业受到影响, “有老人有年轻人, 怎么办?” 李天昊说道。 , 厂里的工人对广电总局的通知并不了解。 他们只知道老板们今年生意不好做, 也没有什么工作要做。 几乎每家加工厂的老板都会提到雅利槟榔, “你看雅利, 它们很大。” 雅利槟榔是万宁首家本土槟榔品牌。 旗下品牌海南亚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力公司)也是万宁首家本土槟榔深加工企业。 公司董事长陈惠龙同时也是万宁槟榔协会会长。 但面对广电总局的通知, 陈惠龙也是一脸的难过。
        协会成员每天都问他:“怎么办?” 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通知发出后,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向陈惠龙重复了该政策。 雅利取消了在自媒体和终端上的产品宣传, 目前销量已经减少了一半。 但陈惠龙觉得, 原因不是停止促销和销售槟榔, 而是通知本身, 这让“消费者也开始担心”。 银行贷款也因通知而发生变化。 “银行即将放贷, 而这件事发生了, 我们就不再借钱了。”陈惠龙说, “我们天天求银行, 银行也不支持我们了。 因为我们是一家初创公司, 人们担心你做不下去, 他们认为你做不到。 “在陈惠龙的规划中, 雅利公司将做粗加工、深加工、销售全产业链, 研发槟榔漱口水和槟榔牙膏, 今年员工人数将从600人突破到1000人, 但这 似乎遥不可及。而且——资金短缺, 业务量下滑, 雅利预计裁员200人。“我们撑不住了, ”陈惠龙说, “不知道是什么 未来国家做, 我们这里受苦, 看不到未来。”公司投资4亿多元, “一时很难调整行业。”晚间 10月9日, 万宁市街头卖槟榔的小贩在当地随处可见。 坚果风暴。2013年, 央视报道“槟榔是一级致癌物”。 波特指出, 槟榔与口腔癌的发病密切相关。 有专家称, 我国约有60%的口腔癌患者与吃槟榔有关。 当时, 万宁市新鲜槟榔果价格跌至每斤50毛钱。 为了节省劳动力成本, 农民甚至不再采摘它。 “这一次, 问题可能更大, 涉及到槟榔的身份问题。”刘丽云说, “我怕一两年后槟榔的身份出现问题, 会被取缔 作为一种药物。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海南地方特产”。 海南省卫健委在回函中称,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列为一级致癌物; 在答复原湖南省卫计委关于食用槟榔定位的请示时, 认为国际权威医疗机构已经得出结论, 要求湖南省慎重决定。 新京报此前报道称, 2020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新修订的《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中, 并未将“食用槟榔”纳入其中, 即槟榔不再作为食品进行管理, 不能颁发食品生产许可证。 , 槟榔作为食品没有生产许可和监管依据。 刘丽云说, 今年上半年,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召开会议, 讨论槟榔的身份, “现在只能作为特色农产品”。 刘丽云拟邀请权威专家进行深入研究, “哪些成分致癌, 加工过程中能消除吗?”海南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陈海明 海南大学热带水果加工与成果转化创新团队负责人、海南大学热带水果加工与成果转化创新团队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类似观点:开展食用槟榔风险评估, 找出当地槟榔的危害。 物质的种类、含量和人群暴露水平, 识别高危因素, 通过改进加工工艺降低槟榔风险, 进一步完善槟榔行业标准。 刘丽云认为, 目前槟榔相关政策还比较模糊, 还没有到卖不出去的地步。 受黄化病影响, 当地开始鼓励种植其他作物, 但难以大踏步前进。 槟榔作为一种长期作物, “将在几十年内盈利。目前, 还没有一种作物可以替代槟榔, ”刘丽云说。 “农民是绝对不愿意砍槟榔的。” 刘丽云表示, 对于政府来说, 也需要遵循市场规律, 引导有前景的行业。 “如果辣椒等林下作物利润很高, 别人就不用说农民也会种植。” 目前, 橡胶是万宁市最大的农作物。 橡胶的收购价是每公斤10多元。 北大镇东兴农场的农民赵千强说, “割胶赚不了多少钱,

只能挣点生活费。
       ” 怕太阳出来胶粘, 最迟凌晨两点出门, 六七点再回去。 蚊子很多, 随身携带一个蚊香盒, “每天都很辛苦”。 赵千强说, 农民就像没有头的苍蝇。 “什么赚钱, 什么成长, 没有人带头。” 槟榔便宜的时候大家都把槟榔切碎种橡胶, 槟榔贵的时候就种回槟榔。 十多年过去了, “到头来什么都没有。” 危机之中, 刘丽云也很担心指导农民种什么。 槟榔除了经济效益外, 当地成熟的市场也是其优势。 只要挑出来, 就会有买家, 进货价格透明。 “称重, 数钱。” 刘丽云说, 农民要想办法给其他作物找市场, 能不能卖是另外一个问题。 面对仍不明朗的政策, 刘丽云只能安慰自己, “没有一个行业一直做得很好, 到了一定程度, 自然会退出历史舞台。” 而如果真的迈出禁售槟榔的​​最后一步, “产业调整的步伐也可能会加快”。 10月11日, 台风在海南登陆。 北大镇东兴农场的陈国明在暴风雨前砍掉了10多斤槟榔。 槟榔从十多米高的树上掉下来, 他一只手接住, “小兄弟, 20多块一斤, 你不怕手肿。” 我掂量了一下化肥袋, 摘下来的槟榔只盖住了底部。 他骑上摩托车去了镇上的采购站, 路上下着大雨。 (刘进、王爱华、李天豪、郭靖武、赵千强为文中化名)新京报记者杜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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